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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 | 委员这样建议养老

来源：第一养老护理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添加时间：2019-03-06

养老，是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如何养老则是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整个社会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作为重要的民生话题，养老一直是近几年两会的关注热点与讨论热点。

2019年两会，对于养老，各委员是这样建议的：

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建议：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赢纳入十四五规划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表示，他拟提交《关于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制定国策的提案》。

提案提出，在编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作为重点内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非一两个政府部门可以解决，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制定规划，并相互协调予以解决。”这是俞金尧委员连续第二年带来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的提案。去年他提出，针对独生子女父母，在政策所规定的退休金的基础上，上浮5~10%的退休金。在政府财政支持下，适当提高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保险金。“一孩生育政策虽然已经结束，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当它带来的‘红利’逐渐消失的时候，它所引起的中国人口结构失衡和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我们分享了这个政策带来的‘红利’，也要做好长期‘还本付息’的准备。”俞金尧说。他表示，由于一孩生育是国家政策，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也只有在国策层面上来采取措施，才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产生实际的效果。除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突出外，俞金尧还建议，在编制更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也要更加关注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

“老龄化是一个较长时期内不断发展的过程。一孩生育政策持续了三十多年，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过程也会持续三四十年以上，越往后，他们的养老问题越严重。而且，今后老年社会的主体也将是独生子女父母。因此，从中长期来看，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就是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农村地区怎么办？俞金尧称，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国家政策应是全国统一的基础性政策，农村居民不应受到歧视。“对待独生子女父母，历来城乡有别，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在国家经历四十年的发展以后，现在有条件消灭在独生子女父母政策上的城乡差别，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在统一的国家政策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更加优待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此外，他还表示，政府应特别关注失独父母的养老责任问题。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失独老人，政府应购买护理服务。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关怀，尤其要体现在这个群体上。

（来源：新京报）

全国政协委员孙洁建议：

养老机构存5大风险，建议实施行业安全标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拟提交一份题为《注重养老机构运行风险及相关政策建议》的提案，她建议：建立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以缓解养老机构风险压力；完善养老机构风险管理机制以降低风险发生率；加强养老机构员工培训以形成全员风险管理的组织文化。在行业内提高风险管理意识，加快实施行业安全标准，才能从源头上真正降低机构运行风险，从而提升与保证养老机构住养老人的生活质量。

孙洁表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病残化和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老年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对机构养老服务的急剧增加。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其中注册养老机构2.9万个，长老服务设施4.3万个，互助型养老设施8.3万。各类养老服务床位合计722万张，比2012年增加306万张。“十二五实现了每千名老年人拥有30张养老床位的目标，"十三五”继续保持适量增加。助餐、助浴、助急、助医等居家养老服务普遍推开，大多数养老机构开展了医养结合服务。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建设。

然而，由于养老机构服务对象大多是高龄或失能老人，无论是生理功能还是心理状态都不同于普通人，在接受养老服务时极易出现意外情况。增龄衰老，自然使老人成为意外事件、伤害、疾病突发死亡的高危人群。因此，一方面是养老机构及床位数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养老机构老年人发生意外引起的法律纠纷呈上升趋势，以至于本来就经营困难的民办养老机构雪上加霜。这些纠纷的发生，轻则养老机构给老年人家属赔偿了事，重则对簿公堂，诉诸法律。目前的养老机构败诉率偏高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养老机构管理规范化水平良莠不齐，硬件设施条件差距较大的客观状况，但同时也折射出养老行业从业难度大、风险高的尴尬现实，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从业者对养老机构发展前景的信心，甚至引发了对养老机构行业困境的担忧，使得原本有意投资养老机构的社会资本望而生畏，不利于养老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

孙洁指出，养老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且他们的特点和需求会通过利益相关体系产生作用影响着养老机构组织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的产生或化解。

首先，就养老机构的投资者来看，由于养老机构具有投资大、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除少量的公办养老机构由政府提供资金保证外，大量的民办养老机构资金投入需要依靠社会资本的参与。作为投资者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资本期望通过对养老机构投资发挥其最大社会效益，在实现组织自身愿景的同时也获得较好的社会声望和荣誉。民办养老机构虽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离不开大量的资金的支持。然而，目前大部分养老机构因资金不足造成设施设备陈旧落后、员工队伍素质偏低、流动率偏高，已经成为制约养老机构发展的主要“瓶颈”，并可能成为引发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的间接原因。

其次，养老机构的管理者对于风险管理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养老机构负责人（即养老院院长）。养老机构的管理规范化程度、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风险管理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等无不与养老院管理者的能力有关，因而养老机构管理者是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是养老机构运行风险发生的直接诱因。一旦事故发生，如果沟通不畅，老人家属则可能成为养老机构风险的催化剂。

第四，如果老年人发生意外事故，在符合养老机构意外责任保险相关条款的前提下，保险公司的理赔可以直接降低养老机构的风险。

最后，在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其他资源提供者、行业协会、舆论媒体和社会公众等也对养老机构运行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在养老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对整个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不仅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而且还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人员培训、监督评估等各种方式来保证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从而起到降低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的作用，政府是养老机构最主要的社会利益相关者。行业协会则立足于行业发展的高度，通过信息沟通、行业评估与人员培训等途径起到交流、沟通与促进发展的作用。随着传媒技术不断发展，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新闻媒体对养老机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认知和行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体也是养老机构的重要社会利益相关者。

针对上述风险，孙洁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以缓解养老机构风险压力。

首先，建立与完善专门规范养老机构运行的法律法规，为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行以及风险化解提供法律保障，如规定养老机构的最高赔偿额度，明确意外事故与责任事故的责任认定等；

其次，通过立法强制养老机构参加机构综合责任险，并将此纳入养老机构的执业条件和年审必备条件之一。同时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配套支持，对参加机构综合责任险的养老机构，政府给予每位入住老人相应的财政补贴。

第二，完善养老机构风险管理机制以降低风险发生率。

一是要制定养老机构行业的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引导养老机构实现从价格竞争到服务品质竞争的转变，从而提升整个养老行业的服务水准。

二是要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入住老人评估标准：在老人要求入住养老院时，要对老人进行健康评估、认知评估、走失评估、抑郁评估等，依据评估结果确定护理等级，并将评估结果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告知家属，必要时须同家属签订风险分担协议或风险入住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规定家属和院方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对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定期、不定期的再评估制度，着重做好老人健康状况突变阶段的评估，做好详细记录，建立老人的专门护理服务计划和风险档案，并告知家属。

三是要建立规范的沟通制度，同老人家属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沟通，使其对老人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了解，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一定的预期；同时要重视与媒体的沟通，将养老机构运行中的困难通过媒体报道告知社会大众，增强社会对养老机构的了解。

四是做好风险易发点的检查与监控，经常性对机构内事故易发的卧室（如床边、座椅）、卫生间、浴室、楼梯、走廊等存在的风险进行检查、预测，必要时采取技术措施对设施进行改造，做好风险易发点的风险防范和监控工作。

第三，加强养老机构员工培训以形成全员风险管理的组织文化。

一是要加强养老机构负责人的风险管理培训，增强其风险意识。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风险管理知识，并能将风险管理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养老院管理工作中。养老院院长是养老机构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管理中要学会及时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并随时处理风险；能够培训及授权员工迅速识别和控制任何可能导致民事索赔的不良事件；

二是要加强全员风险教育，养老机构要定期讨论存在的风险或潜在的风险，举办风险防范的知识讲座，进行风险案例的剖析；对其他养老机构发生的风险事故，也要主动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

三是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培训，使护理人员充分了解各项规章制度，并能够切实按制度规定开展工作，并切实掌握一些常见事故的紧急处理办法，具备独立应对风险事件的能力。同时，在录用时要注重应聘人员的道德素质，并加强平时的职业道德教育；

四是要建立明确的激励制度，由于养老机构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议通过建立奖惩制度，对在风险事故防范与处理过程中取得明显成绩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由于养老机构运行风险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即使养老机构拥有最有知识的员工、最精良的政策及工作程序、最高水平的信任，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风险的发生。开展养老机构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优质的服务，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提供优质服务，应当能够从风险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事故发生之前认识风险、预防风险是抑制和降低住养老人伤害事故频发的治本之策；在行业内提高风险管理意识，加快实施行业安全标准，才能从源头上真正降低机构运行风险，从而提升与保证养老机构住养老人的生活质量。

（来源：金融界保险频道）

全国政协委员袁亚非建议：

推动长护险与居家养老结合，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作为养老行业的先行者，也一直在为养老话题“鼓与呼”。去年两会提出养老提案后，他今年继续聚焦养老，建议推动长期护理险（长护险）与居家养老结合。

据袁亚非介绍，我国自2016年开始试点的长护险制度，包含了社区居家护理、养老机构护理、住院医疗护理多种类型的服务，并重视居家护理的地位，试点至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现实中社区居家护理未能充分发挥效应，老人广泛的居家护理需求与目前有限的服务提供不相匹配。为此，他建议加大力度支持长护险与居家养老进一步结合发展。

他解释，目前长护险由医保部门（从原人社部门分立出来）主导，通常针对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照护问题。而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由民政部门主导，政府购买服务对象以“兜底老人”为主，与长护险服务对象不完全重合。两者在提供的服务项目上虽有重叠，但也有不同之处，可以形成互补。“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试点城市老人在申请到长护险后，不能再享受原民政部门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或要降低补贴标准，但只包含在现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如洗晒衣被、买菜做饭等服务，也是长护险老人的日常需求。”

针对这种现状，袁亚非建议加强民政部门与医保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一方面对居家养老、长护险服务项目进行明确分类、建立标准，尽量避免重合并做好衔接；另一方面对服务对象进行再评估，对同时符合居家养老与长护险条件的老人，可同时享受这两类服务，以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

此外，袁亚非还建议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商业长护险与居家养老结合。据了解，目前长护险体系以社保为主，目的是满足老人基本护理需求。袁亚非表示，若要长护险健康发展，并满足老人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保险机制，尤其要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面对广阔的居家养老护理的市场，他建议更多引导市场资源，通过适时出台商保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商业保险更多进入该领域，开发和推动商业长护险产品及服务形态创新。“也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居家养老公司丰富的服务和运营管理经验，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加强与养老服务企业的战略合作；同时鼓励商业保险加大养老产业投资，积极参与和推动长护险体系建设。”

（来源：华夏时报）

全国人大代表马旭建议：

应把养老业当服务业打造

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0~15岁（含不满16周岁）人口为24860万，占比17.8%，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占比17.9%。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岁以下人口。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

老龄化不可逆转，双重作用影响生育率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旭一直关注老龄化问题。他也注意到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提到的这组数字。养老这个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关注和重视，实际上，今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已经发布方案，提出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的市场。

“老龄化肯定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全世界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马旭说，国家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显然要面临这个问题。整个社会要面临老龄化后养老的这种责任或者负担。无论国家、家庭都要面临这个问题。这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2019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任，人口出生率为10.94‰，2018年新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

马旭表示，此前试图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人口的结构，出生相对多了，老龄化的比例自然就会低，同时能够负担老人的劳动力抚养比会增加，但现在看来效果不如预期。

马旭解释，生育有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社会发展程度，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不需要在这个家庭里用更大的家庭规模来支撑家庭发展，这个是自然的，所以他不需要那么多人口。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另一个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社会压力增大，抚养孩子的成本也比较大，大家都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所以不愿再生第二孩子。

马旭认为，一个是家庭经济不需要靠家庭人口来维持，第二个是转型期的社会压力，大家也不可能去再多生孩子，这是双重压力。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实际上是双重作用。所以预期和实际差别比较大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现在是要看老龄化后如何解决老年人抚养的问题，中国早晚要面临这些问题。

应对老龄化，应把养老当成服务业打造

马旭认为，日本老龄化那么严重，也还是很稳定的社会。他曾经跟随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成员去日本考察过，日本是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三重作用创造出来的一种养老方式。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政府负担一部分，自己负担一部分，社会要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构、更多的组织来承担养老问题。“养老业本身就是个服务业，中国还是要发展服务业。”

马旭表示，现在卫健委一个职能是把医和养结合起来，因为老年人大部分都有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康复和养某种程度是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康复、通过慢病的管理，实际上对养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此前，日本出现了互助养老、结伴养老的模式。而马旭对此表示，在中国社会，政府要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就是养老基金、社会保障，这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民政部放开养老准入。社会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负担养老问题，什么结伴养老、以房养老，这都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社会组织或者说市场形成的。

家庭医生将更为重要，医和养都不可或缺

马旭认为，养老就是个服务业。政府来承担服务业也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部分。而核心是首先政府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投入，承担兜底。第二件事情就是调动一定的社会力量，要放开一部分的市场。你要是给社会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就愿意投入到这里来。这其中就包括利用一部分社区医院的闲置床位，把这部分纳入到社区养老当中来。

此外，应对老龄化，现在更多的人考虑的不光是养老，还有慢性病的问题。而针对慢性病，更多需要靠家庭医生、靠社区的医疗机构、靠家庭签约制来管。马旭表示，家庭签约制主要管老人，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在做。

那么目前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否还存在人数上的缺口呢？又如何让更多人愿意从事家庭医生的工作？马旭表示，家庭医生是由虚到实的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解决。医生要不要干，有多少收入，这又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

马旭透露，目前《执业医师法》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了，这是本届人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希望医生更好地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在修订中肯定也要考虑到全科医生的待遇问题。全科医生某种程度就是家庭签约的那些医生，他的基本待遇国家一定要保证的。此外，需要建立薪酬制度，全科医生跟那些专科医院、大医院的医生也要有所区别。

当面临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医和养都不可或缺。马旭提出，把养老作为一个服务业来看，就会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会起作用。在日本，养老就是个服务业。老年人再就业，干什么工作，都是服务业的一部分。所以把这个作为服务业，国家在整个大的政策和法律体系里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老人就业，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条件，例如减免税收，就会刺激这个服务市场。

（来源：红星新闻）